第32章 重说道德(3/7)

想想看，在没有现代科学和教育普及的时代，他们的大众传播事业又能有什么招？

四

“上帝死了”，是尼采在十九世纪的判断。但上帝这一符号所聚的人民怀，在神学动摇之后并未立即断，而是一隐形的延续。如果人们注意到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多自僧侣群，然后从卢梭的“公民宗教”中会宗教的世俗化转向，再从克思的“共产主义”构想中听到“天国”的意味，从“无产阶级”礼赞中读到“弥赛亚”“特选民”的意味，甚至从“各尽所能，需分”制度蓝图，嗅教堂里平均分的面包香和菜汤香，嗅土地和商社的教产公有制，大概都不足为怪。这与泽东调“为人民服务”，宣称“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见《泽东选集》），同样有历史——及其同辈志士不过是“奉民若天”这一古老统的现代传人。

这样，尼采说的上帝之死，其实只死了一半。换句话说，只要“人民”未死，只要“人民”、“穷人”、“无产者”这些概念还闪耀神圣光辉，世界上就仍有潜在的大价值和大理想，传统德就保住了基本盘，至多是改换了一包装，比方由一前科学的“上帝”或“天”，通过一系列语词转换，蜕变为后神学或后玄学的共产主义理论。事实上，共产主义早期事业一直是充满德激、甚至是宗教的，曾展现一幅幅圣战的图景。团结起来投“最后的斗争”，《国际歌》里的这一句相当于《圣经》里lastday（最后的日），迸放着大同世界已近在咫尺的觉，苦难史将一去不复返的觉。很多后人难以想象的那些赴汤蹈火、舍就义、生死、同甘共苦、先人后己、不拾遗，并非完全来自虚构，而是一两代人骨的亲历记忆。他们心中燃烧的德理想，来自几千年历史的雅典、耶路撒冷以及丰镐和洛邑，曾经一度沉寂和蓄藏，但凭借现代人对理和科学的自信，居然复活为一政治狂飙，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呼啸了百多年，大概是历史上少见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