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重说道德(7/7)

差不多就是一人类急解散的状态，一砖瓦们齐刷刷要求从房屋退回泥土的冲动，每个人从n型分退回n型分的冲动。

有些问题很朴素：为什么不能当犹大？为什么不能当希特勒？为什么当权者不能家天？为什么不能弱欺男霸女？为什么需要人权、公正、自由、平等以及社会福利？为什么不能假药、毒酒、细菌弹、文凭工厂、人馒以及儿童片？……如果利己成为唯一兴奋，如果“利益最大化”无所限制，那么这一切其实不值得大惊小怪，在某个夜人静之时，击破很多人的难为或者脑缺弦，是迟早的事。并没有特别实的理由来支持否定结论，来推论你必须这样而不能那样——这是理主义的最大系统漏，逻辑帮不上忙的地方。

接来的事是，如果大家都不再难为和脑缺弦，如果人们都把自“利益最大化”这一人生真谛看了个底儿透，这个世界会怎么样？考虑到法治系并非由机人组成，心势必带来世，一旦神自净装置弃用，社会凝结机能减弱，每个人对每个人的隐形世界大战就开始了，直至官贪民刁而且越来越多的份危化——从矿工到乘客，从客到医生，从裁判到警，从乞丐到富翁，从税务局到幼儿园。这样的事难不是已在发生？同时发生的事，是左派或右派的政策主张也不是由火星人来推行的，大家一同陷德泥沼的结果，只能是番登台后番失灵，与民众的政治“闪婚”频破，没几个不灰土脸。有时候，即便经济形势还不错，比三百年、五百年前更是多了，但官民矛盾、劳资纠纷、民族或宗教冲突等仍然四冒烟地压化，一再向极端主义和暴力主义。人们很难找到一神的最大公约数，来超越不同的利益，给这个易爆的世界降温。

到了这个时候，文明发育动力的减弱也难以避免。理解这一，需要知科学和艺术虽贵为社会公，却也常常靠逐利行为来推动，与个人名望、王室赏赐、公司利、绝佳人等密切相关，于是“包荒秽”（程颐语）是为人——这并没有错。不过，包荒秽并不是只有荒秽，更不是唯荒秽独贵。即便是就事功而言，某些清者一事无成，不意味着成事者都是掘金佬，一个比一个更会掐指算钱。特别是在实用技术领域以外，在探求真理最端而又最基础的某些前沿，很多伟大艺术是“没有用”的——想一想那么多差一饿死的画家和诗人；很多科学也是“没有用”的——想一想那些尚未转化或无望转化为产业技术的重大发现，比如大数学家希尔伯特所公布的二十三个难题，还有陈景那迷和绝路般的（1 1）。公元前五〇〇年左右的文明大爆炸，至今让后人受惠和妒羡的思想界群星灿烂，包括古希腊和古中国的百家并起，恰恰是无利或微利的作为，以至苏格拉底孑然就戮，孔形如“丧家犬”。十六世纪以后的又一次全球文明大跨越，时值欧洲大学尚未脱胎于神学经院，距后来的世俗化运动还十分遥远。这里的顿、莱布尼兹、伽利略等西方现代科学奠基人，恪守诫命，习惯于祈祷和忏悔，从未享受过发明专利，不过是醉心于寒窗之的胡思想，追求一思维学和发现快而已，堪称“正其宜而不谋其利，明其而不急其功”（董仲舒语）的西方版。

人类史上一座座宏伟的文明峰已多次证明：小真理是“术”，多为常人所求；大真理涉“”，多为士所赴。大真理如光和空气，几乎惠及世界上所有的人，惠及人类至大、至、至广、至久却是无形无迹的方面，乃至在常人里显得可有可无，因此并无特定的受益对象，难以产生换与权益，至少不是在俗利意义上的“有用”。不难理解，寻求这大真理往往更需要苦行、勇敢、诚恳、虚怀从善等人格条件，需要价值观的血温。不胜寒，当事人不但少利而且多苦，只能是非淡泊者不，非担当者不谋，非献者不恒，差不多是一些不擅逐利的呆。

一个呆太少的时代，一个术盛而衰的时代，我们对如火如荼的知识经济又能抱多大希望？“为什么没有现大师？”不久前一位著名理学家临终前的悬问，是提给中国的，也不仅仅是提给中国的吧？

八

结论是：一缺失了“上帝”和“人民”的德信仰是否需要、该如何建立？或者说新的“上帝”观和新的“人民”观是否需要、该如何建立？——显然，如果文明可能绝逢生，那么这一问就绕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