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很长一段时间里，“道德”一词似已不合时宜，遇到实在不好回避的时候，以“文化”或“心理”来含糊其辞，便是时下很多理论家的行规。在他们看来，道德是一件锈痕斑驳的旧物，一张过于严肃的面孔，只能使人联想到赎罪门槛、贞节牌坊、督战队的枪口、批斗会上事关几颗土豆的狂怒声浪。因此，道德无异于压迫人性的苛税与酷刑，“文以载道”之类纯属胡扯。与之相反，文学告别道德，加上哲学、史学、经济学、自然科学等纷纷感情零度地（无心肝），才是现代人自由解放的正途。
柏拉图书里就出现过“强者无需道德（语出《理想国》）”一语。现代人应该永远是强者吧？永远在自由竞争中胜券在握吧？现代人似乎永远不会衰老、不会病倒、不会被抛弃、不会受欺压而且是终身持卡定座的vip。因此谁在现代人面前说教道德，那他不是伪君子，就是神经病，甚至是精神恐怖主义嫌犯，应立即拿下并向公众举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针对“道德理想主义”的舆论围剿，不就在中国不少官方报刊上热闹一时？
奇怪的是，这种“去道德化”大潮之后，道德指控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成了流行口水。道德并没有退役，不过是悄悄换岗，比如解脱了自我却仍在严管他人，特别是敌人。美国白宫创造的“邪恶国家”概念，就出自一种主教的口吻，具有强烈的道德意味。很多过来人把“文革”总结为“疯狂十年”，更是摆出了审判者和小羔羊的姿态，不但把政治问题道德化，而且将道德问题黑箱化。在他们看来，邪恶者和疯狂者，一群魔头而已，天生为恶和一心作恶之徒而已，不是什么理性的常人。如果把他们视为常人，视为我们可能的邻居、亲友乃至自己，同样施以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等方面的条件分析和原因梳理，那几乎是令人惊骇的无耻辩护，让正人君子无法容忍。在这里，“去道德化”遭遇禁行，在现实和历史的重大事务面前失效——哪怕它正广泛运用于对贪欲、诈骗、吸毒、性变态、杀人狂的行为分析，让文科才子们忙个不停。在一种双重标准下，“邪恶国家”和“疯狂十年”（——更不要说希特勒）这一类议题似乎必须道德化，甚至极端道德化。很多人相信：把敌人妖魔化就是批判的前提，甚至就是够劲儿的批判本身。
这种看似省事和快意的口水是否伏下了危险？是否会使我们的批判变得空洞、混乱、粗糙、弱智从而失去真正的力量？倒越来越像“邪恶国家”和“疯狂十年”那里不时入耳的嘶吼？
二
敌人是一回事，主顾当然是另一回事。当很多理论家面对权力、资本以及媒体受众，话不要说得太刺耳，就是必要的服务规则了。道德问题被软化为文化学或心理学的问题，绕开了善恶这种痛点以及责任这种难事；如果可能的话，不妨进一步纳入医学事务，从而让烦心事统统躺入病床去接受仁慈的治疗。一个美国人曾告诉我：在他们那里，一个阔太太如果也想要个文凭，最常见的就是心理学文凭了。心理门诊正成为火爆产业，几乎接管了此前牧师和政委的职能，正在流行“情商”或“逆商”一类时鲜话题，通常是大众不大明白的话题。
据说中国未成年人的精神障碍患病率高达百分之二十一点六至百分之三十二（二〇〇八年十月七日《文汇报》），而最近十二年里，中国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患者数分别翻了一番多和近一番（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文汇报》）。如此惊人趋势面前，人们不大去追究这后面的深层原因，比方说分析一下，“情商”或“逆商”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有多少精神病属实如常，而另一些不过是“社会病”，是制度扭曲、文化误导、道德定力丧失的病理表现。病情似乎只能这样处理：道德已让人难以启齿，社会什么的又庞大和复杂得让人望而却步，那么在一个高技术时代，让现代的牧师和政委都穿上白大褂，开一点药方，摆弄一些仪表，也许更能赢得大家的信任，当然也更让不少当权大人物宽心：他们是很关爱你们的，但他们毕竟不是医生，因此对你们的抑郁、焦虑、狂躁、强迫、自闭之类无权干预，对写字楼综合征、中年综合征、电脑综合征、长假综合征、手机依赖综合征、移民综合征、注意力缺乏综合征、阿斯伯格综合征等等爱莫能助。你们是病人，对不起，请为自己的病情付费。
并非二十四小时内的一切都相关道德，都需要拉长一张脸来讨论。很多牧师和政委架上道德有色眼镜，其越位和专制不但无助于新民，反而构成了社会生活中腐败和混乱的一部分，也一直在诱发“去道德化”的民意反弹。对同性恋的歧视，把心理甚至生理差异当作正邪之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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