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道的无名与专名(2/3)

这样看来，言语中的价值注，常常是不可重复的初恋，是一次事件。言语的生命力永远只能新生，不能再生，更不能成传家宝一代代往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谈论鲁迅、沈从文等一切有价值的汉语写作，与其说是肯定他们的言语，毋宁说是肯定他们对言语的创造；与其说我们受到了他们言语的价值光辉，毋宁说我们是在怀恋和追忆他们创造那言语时所爆发来的价值光辉——那只是一闪电，虽然定格在书卷，却无法挽留。只有糊涂虫才企图通过模仿来对那些言语的活力实现收藏和占有。

这没有什么奇怪。离开了特定的社会环境、文化格局以及生命实践的各复杂条件，任何语言都只是一些奇怪的声波和墨迹，没有任何意义，更没有什么神圣。鲁迅的表述一旦离开了鲁迅的语境，就完全可以移作他用，比如成为政治运动中的语言暴力。沈从文的表述一旦离开了沈从文的语境，也完全可以一无所用，比如成为三文人在一篇篇酸文中无聊的引征或抄袭。当然，与此相反的逆过程，比方说在语言中变废为宝和石成金的过程，也同样存在。李锐的小说《无风之树》差不多是一场语言的泥石，其中夹杂着很多“文革”时期的话，即那些言义相违或有言无义的语言僵尸。但这些材料在李锐的语境里获得了一反讽意义，呈现新的价值，无异于僵尸复活。在这里，创造并非生造，推陈新常常也是翻陈为新（i·乔伊斯造一些字典上没有的新字，可算是于偶然的需要）。语言遗产在模仿家那里的死亡，在创造家那里则可能是休眠，是燃煤生成之前的腐积，将其翻用于恰当的语境，就有能的成功激发。因此，语境是语言的价值前提。语言生命（鲁迅、沈从文等）可以在另一语境里成为僵尸；而语言僵尸（“文革”话等）也可以在另一语境里焕发生命。创造家们既非复古派亦非追新族，其创造力首先表现在对语境的、判断、选择以及营构，从而使自己在这一而不是那一语境里获得最恰切有效的语言表现——价值就是在这个时候潜词语。

中国禅宗调“隐无名”、“言语断”、“随说随扫”，表达了前人对任何语符最彻底的不信任。他们的“”不可以在任何静止和孤立的表述里定居，同时也可以在上述任何表述中降临，包括说粪说，说金说银，都可以释佛。他们对语符与义涵之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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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言语活动同样再一次经历着与价值的遭遇和告别。

白话文与大众的联姻很短暂，朦胧诗与觉化的联盟也并不牢固，这一类现象证明，语言也好，言语也好，任何形式和载可以与特定的人文价值有一时的相接，却没有什么牢固不变的定择关系。语境变，则义变，功能变。这如同日常生活中，一句脏话，此时可以表示厌恶，彼时也可以表达亲昵；一句红卫兵的号，昨天可以成为政治运动中的恐怖，今天却成为怀旧时的亲切或者表演中的搞笑。有那么多经历过“文革”恐怖的中国人，听到“文革”语录歌时居然一往，心怒放，这最常见的语言经验，足以证明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极其脆弱，没有一成不变的连接。

事就是这样：大了就可能完。任何一言说大概都免不了一在拥和中衰亡的命运。第一个把女人比作鲜的人是天才，但十个人都这样说的时候，跟者便成了庸才和蠢才。鲁迅刻，但不能保证一切仿鲁迅都能刻。沈从文优雅，但不能保证一切仿沈从文都能优雅。恰恰相反，任何言说的词汇、句式、章法、意象、旨趣都在遗传和染扩散的过程中，越来越远离原创的标，只留缺血的仿冒。

过程中悄悄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