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界讨论文艺反映生活本质这一问题时，焦点往往大致有二：一是文艺应不应该反映生活本质；二是当今我国社会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我在这里想来说几句。
（一）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绝对本质”。
水的本质是什么？古代人只能把它看成“五行”之一，有人还断言它属于北方，“主冬令之气”。后来化学产生了，门捷列夫又创元素周期表，人们始知水不过是一种氢氧化合物，相对前人来说，似乎可以自诩认识到水的本质了吧。然而时至今日，人们的认识又深入到原子结构内部，认识到原子核、质子、中子、电子、层子，对水可做出更科学的解释。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的后代今后还可能揭示出更多关于水的奥秘，揭示其更深的本质。由此看来，即使对一滴水的认识也是不可穷尽的。所谓认识，不过是通过揭示不同层次的相对本质而逐步深化，指向无限。
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恐怕也是如此。一个“四人帮”，一九七六年有人说它是“极右”，一九七八年有人说它是“极左”，现在又有人说它是“封建主义”……但对“四人帮”的本质，我们今天也不能打包票说已经穷知，不能宣言这方面的认识已经终结。科学和哲学迅猛而无限的发展，将使我们一步步更深刻地剖析“四人帮”。
因此，所谓“本质”是分层次来谈的；认识本质是相对而言的。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就有“初级本质”、“二级本质”等等提法。只有主观教条主义者和庸俗经验主义者，才自以为独具慧眼，一劳永逸地把握了某个事物一成不变的“绝对本质”，从而发出种种无知妄说。严格地说来，“本质”不是任何人的专利品。一部文艺作品，只要作者在其中投入了严肃的心血，那么这部作品总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事物“本质”。比如有些“伤痕文学”尽管有缺陷，但它揭露了社会主义社会里残存的官僚特权等等，相对于“四人帮”的阴谋文艺，相对于以前那些一味粉饰太平的作品，不就反映了一定的“本质”吗？如果硬要扣上一顶“歪曲本质”的帽子，那么照此推演，我们怎么来看待前人的作品？是否要把李白、曹雪芹、托尔斯泰都一棍子打死？
“本质”这个概念不必搞得很神秘。在列宁看来，本质与规律性是相近的概念，本质就是“事物的性质及此一事物和其他事物的内部联系”。我们大概可以这样简单地说：反映本质，就是反映规律性。故不论古人或今人的作品，凡反映了一定规律性的作品，就是反映了一定的本质。即算只是反映了较为“初级”的本质，我们也应该从认识论的角度，客观地给它一定的地位，不必对其求全责备和滥加鄙薄。
（二）不存在脱离现象的“纯粹本质”。
本质只是人对客观存在的一种抽象（是英语中的what，而不是that），因此从来不能具体地存在，只能通过现象来表现。白马的本质是“马”，但抽象的马在哪里有呢？只有具体的某白马、某黑马或某黄马。本质的“马”潜在于具体的诸马之中。马克思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是直接符合的话，那么任何科学都是多余的了。”这种不“直接符合”，这种现象中含有的非本质因素，并不值得我们沮丧和烦恼。因为没有这些，就无所谓现象。科学与文学，都是从研究现象开始的。区别在于：以逻辑思维为手段的科学，当它们抽象出本质以后，就把现象抛弃了，抽象的成果通过理论直接向人传达。而运用形象思维的文艺创作，在认识和揭示事物的本质的全部过程中，始终离不开具体可感的有关现象，亦即我们常说的文学形象。
有些教科书常常强调文艺是反映生活本质的，多年来对这一观点过分的强调和不正确的解释，使人们对“现象”见而生畏，退避三舍。如果说某部作品“只反映了现象”，那简直是“歪曲生活”、“思想浅薄”或“倾向反动”之类的同义语，重则对其横加批判，轻则将其划入末流。其实，既然本质和现象密不可分，那么文艺要反映本质，必然要借助现象；文艺描绘了现象，也就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本质。有什么必要害怕现象呢？山水诗、花鸟画等等，似乎只反映了“现象”，不也有很多传世之作吗？《诗经》、《离骚》、《史记》、《汉书》等等，并未反映出有些教科书所要求的“社会本质”，但它们对人民不也是有益无害吗？不也是中国文化的优秀遗产吗？
想撇开现象去认识和反映本质，不仅有违科学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而且与文艺的基本规律相径庭。也许，有一些人并不反对反映现象，但他们认为现象有两类，一类是非本质的，不反映本质的；一类是很“典型”的，也就是能表现本质的。他们要求作者只捕取后者。可问题在于，这种只表现本质，不杂有任何非本质因素的现象哪里有呢？让作家描写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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