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熟悉的陌生人(3/6)

悲容满面痛斥世俗的诗人，转就为一次偶然的误会而痛苦失眠。这次误会不过是：一个陌生人把他当作电工吆喝了一声，居然不知他是堂皇诗人，理应加以拜。比起他所轻蔑的众多俗人来说，他还要难侍候百倍。

当“神”需要侍候，当“民主”成为表演，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不可能发生呢？一个个新派人刚刚“人”过，“启蒙”过，“存在主义”过，只要初涉商海，初尝老总的味，就可以技巧纯熟地欺压雇员并且公开宣布自己就是向往“希特勒”——比他们抗议过的官场腐败还要腐败得更彻底、更直、更迅速。

每一次社会动之冲刷过去，总有一些对人的诘问沉淀来，像零零星星的海贝，在寂寞暗夜里闪光。一位作家说过，一个刚愎自用的共产主义者，最容易成为一个刚愎自用的反共产主义者。这政见易改而本难移的想，也许就是很多人面对社会的变化，不愿意轻易许诺和轻易呼的原因。与此相反，一切急功近利者更愿意谈制度和主义，更注重观和立场，包括用“阶级”、“民族”、“宗教”、“文化认同”一类大标签，在人群中行分门别类。翻翻手边各词典、教材以及百科全书，无论其编撰者是中共党史专家还是英国津教授，他们给历史人词条的注释大多是这样一些话：叛徒，总统，公爵，左派，福特公司的首创者，第八届中央委员，一九六四年普利策奖得主，指挥过北非战役，著名的工联主义活动家，如此等等。在这样的历史文本里，人只是政治和经济的符号、伟业的工，他或者她是否“刚愎自用”的问题，纯属无谓小节，几乎就像一个人是否牙痛和便秘的闲话，必须被“历史”视而不见。

捷克作家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男主人公面临着另一历史：他的儿带来了一位民主斗士，把一张呼吁释放政治犯的联名信放在他面前，希望他勇敢地签名。他当然赞成这呼吁的容。他因反抗侵当局已经丢了饭碗，也不可能还有什么更坏的结果。但他断然拒绝：“我不签。”导致这一拒绝的只是一个小节：对方的胁迫姿态就像当时墙上的一幅宣传画，上面画着一个士兵直愣愣地瞪着观众，严厉地向观众伸指。一九六八年捷克诸多自由人士发起“两千人上书”的改革造势，就用了这张画，题为：“你还没有在两千人上书中签名吗？”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年后前苏联军队侵，当局清查和迫害这些自由人士，同样是用了这张画，满街都张贴着向人们的目光和指，连标题也差不多：“你在两千人上书中签过名吗？”

如果历史学家们来描述这件事，很可能只会注意联名信上的字迹，那里没有这位主人公的位置，而这个空白当然是一耻辱。但这位主人公宁愿放弃所谓大义，宁愿被同胞们目为怯懦和附逆，也不愿在这样的指签名——何况这签名明摆着不会有任何实际效果。他看不以指相的专制当局和同样以指相的民主斗士有什么不同。

那个小小的指无法历史，却无法被昆德拉忘记。作为一位读者，我同样无法忘记的问题是：谄媚在广场和谄媚在官府有太大的不同吗？虚荣的诗人和虚荣的商人有太大的不同吗？轻浮的左派和轻浮的右派有太大的不同吗？矫的前卫和矫的复古有太大的不同吗？……一个有起码生活经验的人，不会不明白制度和主义的重要，但也不应忘记制度和主义皆因人而生，由人而行，因此可能被人的弱所侵蚀。一个有起码生活经验的人，也不会不经常在盟友那里受到震惊和失望，如果他愿意的话，也不会不经常在敌营那里发现意外的温，包括在某一个表和某一个动作中相互会心的可能。

这样的经验渐渐多了以后，我不再有划线站队的兴趣。我赞成过文化“寻”，但不愿意当“寻派”；我赞成过文学“先锋”，但不愿意当“先锋派”；我一直赞成“民主”，但总觉得“民主派”的说法十分刺耳；我一直主张世俗生活中不能没有“人文神”，但总觉得“人文神”如果成为号，如果带来某串通纠合和党同伐异，那么不是幼稚可笑就是居心不良。我从不怀疑，一旦人们喜滋滋地穿上了派别的整齐制服开始齐步走，人的复杂就会成为盲区——这样的派别检阅只能走向危险的历史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