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把神当作公关的窍门。更重要的是,当科学不能为人们提供理想的时候,邪教就会来提供幻象;当知识分不能为现实提供诗的时候,各江湖骗就会来提供癫狂。“人民圣殿派”、“奥姆真理教”一类组织乘虚而,接了学者和作家曾经理着的领地,在辽阔的民间开始为神立法。连中国的气功和商品传销这些日常世俗活动,也在迅速重建德教条的权威,弥漫宗教仪规和宗教组织的气息,让人们觉得“文革”式的造神浪一不小心就可以卷土重来。这当然是一个讽刺:一个科学随着航天飞机君临一切的时代,居然也成为各迷信“大师”和“圣父”来启导人生的时代,成了他们生逢其时大显手的年月。
我无意苛求科学。我只是想知,科学在有些人那里怎样变得没心没肺,然后怎样逐渐弱化乃至取消了直指人心的批判。我只是想知,这技术意识形态怎样与江湖骗们的大举重返民间实现共谋。
六
当年很多烈士正被众多后人在茶余饭后讪笑,而死者中的他似乎更有可笑的理由。他是一个有钱人,因为新派儿的影响,因为尖锐社会危机的动,他决意向自己所属的阶级挑战。他把自己的好、烟土、田地以及所有家产拿来分给穷人,捐赠给革命军队,成为自己熟悉的陌生人。
但是他得到的回报竟是一些造反农民把他当作劣绅,当作革命的对象,给了他一颗弹。在那个混年代,这类事故没法完全避免。
不明不白的死,使他成了人们的一个禁忌,连亲人都不愿多谈这件事,而历史更有理由把他忽略。但他在遗言中还嘱咐儿继续站在穷人一边,并且在我的想象中远望河和山峰,远望秋日里枯黄草坡,了一滴清泪。枪声响了,很快就淹没在漫的寂静之中。他一栽土坑的时候,他所着的人们终究没来帮上他多少忙,没有为他树碑、立传、追封或者给予特别的思念,因此他这一段故事完全成了个人私事,是完全个人的选择。
他是一个果断消灭自己既得利益的富翁,是一个决然背弃了另一个自我的自我,完全违反了某些常理。就像老人能够理解青年目无祖制的激,国学家能够欣赏西学家鸣鼓而攻的智慧,一个行业的人能够同另一个行业的艰辛,一个民族的人能够呼另一个民族的幸福,他完全摆脱了人在利益格局中的惯和定势,成了一个带血的异数。他的生和死,证明了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利。
自由是对制约的超越,特别是对利益制约的超越,是生化过程中级群类的神圣标志。我经常想起电视片《动世界》中令人惊心的一幕:一只幼豹闯了野群,咬住了其中的一只,数以千计的野居然带着它们的利角一哄而散纷纷逃窜,其中当然有那垂死生命的父母和兄弟。它们不明白把角集中起来足以驱杀侵者,也压儿没打算这么去。在这贱的逃亡面前,我不能不向遍血痕却仍然狂奔救的犬类致敬,不能不向断手残足却仍然舍护家猛扑敌阵的蜂群和蚁群致敬,不能不向刚刚倒在枪声中的那个人致敬——他是人,属于化端的群居智能生。当他所告别的财富和他所撞上的枪都只准他那样,而他偏偏可以这样;当边的一切关系和理解都驱使他那样,而他偏偏可以这样;在这一刻,生命的低级法则瓦解了,社会这个庞然大也黯然失了——谁还能阻挡这样的个人?谁能阻挡他的自由?
我遥遥地打量这个无名的前辈,打量我在乡得来的这一段故事,也许得谢人类社会在造就庸常的同时,也造就了奇迹,在危机的时刻照亮夜,使我们不安和惊悸。我们知他不是天外来客,只是一个普通人,仍然受到社会制约——不过是在社会需要大义的时候,需要英雄的时候,需要忘我者来慨然救赎的时候。这时候是人类理想的复活节。和很多人一样,他的个人化神蹈,不过是整利益所需的一社会自救行动,与自私一样同属自然现象。生学家们说,有利它行为的生命更能承受危机,更有势发展的可能。生学家们还说,一个生命系统通常有自我修复机能,比如人在生理失衡之时,会现白血球的突然增生,直到它的数目达到健康所必需的标准——那么众多烈士莫非就是人类这一生命所需的白血球?
对于个人来说,生命只有一次。对于一个共同来说,大局转危为安常常需要局牺牲。这是一残酷。但是如果没有这残酷,如果社会自我修复机能因这或那原因而消失,到了那时候,人类这个盘踞于地球或聚或散或伸或缩或闹或静并且已经向太空伸了须的庞大生命,就只有无可避免地崩塌和腐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