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仍是一个敏感的词，被有些人说得吞吞吐吐——只有美国总统布什这样的人才把“民主价值”和“民主联盟”当一碗饭，走到哪里就说到哪里。
这也难怪，民主的概念与体制本是西方所产，从游牧时代一直延伸到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那里的民主虽一度与古代的奴隶制相配套，一度与现代的殖民主义相组合，但毒副作用大多由民主圈之外的弱势阶级（如奴隶）或弱势民族（如殖民地人民）消化，圈内很多人感受不会太强烈。他们即便也痛苦过、危机过、反抗过，但堤内损失堤外补，圈外收益多少可有助于减灾止损。就一般情况而言，他们更多的印象来自官吏廉能、言论自由、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圈内的民主红利，有足够理由为民主而骄傲。有机构宣布：世界上前十位最廉政国家中有九个实行民主制。仅此一条，就不难使民主成为很多人的终极信仰乃至圣战目标——十字军刀剑入库以后，民主义军的炸弹不时倾泻于外。
后发展国家似乎有点不一样。它们移植民主既缺乏传统依托，也没有役奴和殖民等外部收益以作冲突的回旋余地，各方一较上劲就只能死嗑。一旦法制秩序、道德风尚、财政支持、教育基础等条件不到位，民主大跃进很可能加剧争夺而不是促进分享。小魔头纷起取代大魔头，持久的部落屠杀、军阀割据、政党恶斗、国家解体和管治崩溃，成了这些地方的常见景观。迄今为止，二十世纪一百多个“民主转型”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一直在民选制和军政府之间来回折腾，在稳定与民主面前难以两全，前景仍不明朗。自以为民主了的俄罗斯、新加坡等不入西方政界法眼，蒙受一次次打假声讨。靠全民直选上台的巴勒斯坦哈马斯政府更被视为恐怖主义。中国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三年的民主，引发了时旷日久的混乱与分裂，后来靠多年铁血征战才得以恢复稳定和统一国家。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的红色民主同样导致灾难，最后借助全面军管和反复整肃才收拾残局。毫无疑问，很多过来人对此心存余悸，对民主化的性价比暗自生疑。民主教练们虽然硬在一张嘴，硬在台面上，实际上也经常无所适从。美国就支持过皮诺切特（智利）、苏哈托（印尼）、马科斯（菲律宾）、佛朗哥（西班牙）、索莫查（尼加拉瓜）等多个独裁者。据前不久《国际先驱导报》报道：当伊拉克的爆炸此起彼伏，美国纽约大学全球事务中心的智囊们立刻向政府建言：必须在伊拉克建立独裁。
大多后发展国家似乎一直是民主培训班的劣等生和留级生？是这些地方的专制势力过于强大和顽固吗？是这些地方缺少足够的物质资源和杰出的民主领袖？抑或这些野蛮人从来就缺少民主的文化遗传乃至生理基因？……
这些问题都提出过的，是可以讨论的，然而误解民主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误解源自无知，源自操作经验太少，源自很多人只是在影视、报纸、教科书、道听途说中遥望梦中天国，对具体实践十分隔膜。这些误解者最可能把民主当成一首抒情诗而不是一张施工图，缺乏施工者的务实态度、审慎研究、精确权衡、不断总结经验的能力，还有因地制宜除弊兴利的创造性思考。一般来说，抒情诗多发生在大街和广场，具有爆发力和观赏性，最合适拍电视片，但诗情冷却之后可能一切如旧。与此不同，施工图没有多少大众美学价值，不能给媒体提供什么猛料，让三流演艺明星和半吊子记者使不上什么劲。它当然意味着勇敢和顽强的战斗，但更意味着点点滴滴和不屈不挠的工作，牵涉到繁多工序、材料以及手艺活，任何一个细节都不容人们马虎——否则某根大梁的倾斜，一批钢材或水泥的伪劣，可能导致整个工程前功尽弃。
成熟施工者们还必明白物性万殊和物各有长的道理，不会用电锯来紧固螺丝，不会将水泥当作油漆，更不会坐在沙滩上坐想高楼。这就是说，他们知道民主应该干什么，能够干什么，知其短故能用其长。
作为管理公共事务的现有民主，其实也有力所不及之处，有一用就可能出错的地方：
涉外事务——用民主治理内部事务大多有效，反腐除贪、擢贤选能，伸张民意等是人们常见的好处。但一个企业决议产品涨价，民主时往往不顾及顾客的钱包。一个地区决议建水坝，民主时往往不顾及邻区的航运和灌溉。一个个国家的民选议会还经常支持不义的对外扩张和战争。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就曾打上入侵者或宗主国的民主烙印。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也曾得到民主声浪的催产：一旦议员们乃至公民们群情激奋，本国利益最大化顺理成章，一些绥靖主义或扩张主义的议案就得以顺利通过民主程序，让国际正义原则一再削弱，为战争机器发动引擎。其实，这一切并非偶然事故，与其归因于小人操纵民意，毋宁说是制度缺陷的常例。民主者，民众做主也，意指利益相关者平等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如果这一界定大体不错，那么以企业、地区、民族国家等等为单元的民主，在处理涉外事务方面从一开始就违背这个原则：外部民众是明显的利益相关者，却无缘参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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