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二元死局里憋死。如果说欧洲代表了人类的第一阶现代化,苏联和国代表了人类的第二阶现代化,那么假使让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功第三阶现代化,中国一定会以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向世人展示较为陌生的面目。
四
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大明中国的航海活动领先全球。郑和七西洋,航线一直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其规模浩大、技术良几乎都远在同时代的哥布探险之上。首次远航,人员竟有两万八千人之多,乘船竟有六十二艘之众,简直是一个小国家海,一直航行到爪哇、锡南及卡利卡特,并且在苏门答腊等地悉歼海盗船队。后来的几次航的线路更远,曾西抵非洲东海岸、波斯湾和红海海,登陆印度洋上三十多个港。而这一切发生时,牙人刚刚才沿非洲海岸摸索着前,直到一四四五年才到达佛得角。
不过,与欧洲航海探险家的姿态不同,郑和舰队不到了什么地方,不是去寻找黄金和宝石,不是去掠取财富回运,而是一心把财富送去,携金带玉大包小裹去拜会当地领袖,向他们宣扬中国皇帝的仁厚关怀,劝说他们承认中国的宗主地位。原来,他们只是去拉拉人关系,来一把公关活动和微笑外。于农耕定居者们的想象,这个世界的统一当然只能以人关系为基础,只能以“王”而不是“霸”为手段。
这越洋外后来突然中止,原因不详。历史学家们猜测,朝廷财政张应该是主要原因。于是中国人只好撤离大海,把无边海洋空地留给了欧洲人。意大利教士利玛窦曾对此百思不解。在纽约版的《利玛窦日记》称:“在一个几乎可以说疆域广阔无边、人不计其数、产丰富多样的王国里,尽他们有装备良、大无敌的陆军和海军,但无论是国王还是人民,从未想到要发动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求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欧洲人常常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于他人所享有的东西。”
但这个世界没有多少人领中国这一份。
这样的教训多了,中国的文化自信不免陷危机,包括绝无义就成了很多人的最新信念。尽中国人说“事”、“况”、“形”、“酌理”等等,仍有“”字打底,仍有“”字贯串,但这些都只是文字化石,已不再有太多现实意义。很多中国人开始学会无:革命革得无,便现了六十年代的红恐怖;赚钱赚得无,便现八十年代以后太多的贪官、商、刁民以及悍匪。某个非法传销组织的宣传品上这样说:“行骗要先易后难,首先要骗熟人、朋友、亲戚……”这与“文革”中很多人首先从熟人、朋友、亲戚中开始揭发举报一样,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传销组织的万众狂和呼声雷动,也让人觉得时光倒退,恍若又一场“文革”正被金钞引爆。在这里,中国传统文化最心的位,正在政治暴力或经济暴力之承受重击。人们不得不问:中国还是一个富有人味的民族吗?当然,同一事也可引相反的问题:“吃熟”和“宰熟”之风如此盛行,是不是反而证明了中国还有太多人资源可供利用?
所谓改革,既不是顺从现实,也不是剪除现实,正如不是屈就重力但也不是奢望一步上月球。因此,整合本土与外来的各文化资源,找到一既避人之短又能用人之的新型社会组织方案,就成了接来的重大课题。
往远里说,这一课题还关联到现代化的价值选择,正如因斯坦所说:“光有知识与科技并不能使人类过上幸福而优裕的生活,人类有充分理由把尚的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置于对客观真理的发现之上。人类从佛陀、西以及耶稣这些伟人上得到的教益,就我来说要比所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建设的见解更为重要。”这句话表现言者对现代化的及时反省和切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