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瓷、丝绸以及茶叶风靡一时,令欧洲的贵族趋之若鹜。中国人也曾创造了十几个世纪的绩优政治,包括排除世袭的开科取士,避免封建的官僚政府,直到十八世纪还启发着欧洲的政治英,并且成为赫赫《拿破仑法典》制订时的重要参考。在这十几个世纪之中,大而言,一份人不是也没怎么坏事么?但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到来,瓦解了农耕定居的生活方式。以家关系经验来应对公共生活现实,以“人票”和“人案”来理大规模和度的公共理事务,一定会造成大的混灾难。当然,这并不是说人应到此为止。作为一传统文化资源,亲缘方式不适合大企业,但用于小企业常有佳效。至少在一定时间,认人、认、认面,足以使有些小团队团结如钢所向无敌,有些“父档”、“夫妻店”、“兄弟公司”也创了经济奇迹。又比如说,人不利于明确产权和鼓励竞争,但一旦社会遇到危机,人又可支撑重要的生存安全网,让有些弱者渡过难关。有些岗失业者拿不到社会救济,但能吃父母的,吃兄弟的,吃亲戚的,甚至吃朋友熟人的,反正天无绝人之路,七拉八扯也能混个日,说不定还能买彩电或搓麻将,靠的不正是这一份人?这民间的财富自动调节,拿到国行得通么?很多国人连亲人聚餐也得aa制,还能容忍人大盗们打家劫舍?
很多观察家凭着一大堆数据,一次次宣布中国即将崩溃或中国即将霸权,但后来又一次次困惑地发现,事常在他们意料之外。这里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忘了中国是中国。他们拿不准中国的脉,可能把中国的难事当作了想当然的易事,又可能把中国的易事当作了想当然的难事。
比方说,中国要实行欧式的民主和法制,缺乏相应的文化传统资源,实是一件难事;但承受经济危机倒不缺文化传统资源,算不上什么难事。
三
西方的知识专家们大多有“公理化”的大雄心,一个理论天,上穷普适的宗教之理,穷普适的科学之法。不似中国传统知识“无法无天”,弱于科学(法)亦淡于宗教(天),但求合理置人事,即合理置“人”与“事”。
先秦诸百家里,多是有益世人心的“善言”,不大倚重客观实证的“真理”——善在真之上。除墨家、名家、家有一象玄思,其余只算得上政治和理的实践心得汇编。少公理,多政策;少逻辑,多经验;有大原则,多灵活变通——孔谓之曰“权”,为治学的最境界。农耕定居者们面对一个亲网织的群环境,置人事少不得方外圆,方方面面都得兼顾,因此实用优先于理法,实用也就是最大的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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