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人情超级大国(5/6)

资源况变或者兼并积弊严重，就得接受政府的调整，重新计派田，再来一次发包，没有什么私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后来孙中山、泽东、邓小平的土地改革政策，也大多是国家导控之“耕者有其田”这一均产传统的延续。

很多学者不大习惯这非“公”非“私”的中和，甚至不大愿意了解这一盆不三不四的制度糨糊。特别是在十六世纪以后，欧洲的工业革命风云激，资本主义结了甜果也结了苦果，知识英们自然分化两大派，分别探寻各自的制度公理，以规制人间越来越多的财富。

派之一，是以“公产制”救世，这符合基督教、伊斯兰教——尤其符合犹太教的教义。作为西方主要教派，它们都曾提倡“教友皆兄弟妹”的教财产共有，闪烁着层贫民的理想之光。欧洲早期社会主义者康帕拉、圣西门、傅立叶等，不过是把这公产制由宗教移向世俗，其中很多人本就是教士。接来，犹太人克思不过是再把它从世俗理变成了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显而易见，共产主义不是天上掉来的，在某意义上只是欧洲文化几千年修炼的终成正果，对于缺乏宗教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当然有些陌生。公产制在表面词义上能与中国的“公天”接轨，正如“自由”、“民主”、“科学”、“法制”等等也都能在中国找到近义词，但作为制度而不是标签的公产制一旦实施，连激的泽东也暗生疑窦。针对苏联的国有化和计划经济，他在《政治经济学笔记》一文中曾多次提中国还得保留“商品”和“商品关系”，并且给农民留一块自留地和一个自由市场，留一线公中容私的遗脉。刘少奇等中共层人士虽然也曾拜过公产制教条，但遇到实际问题，还是磨抗地抵制“共产风”，一直到八十年代后推广责任田，重启本土传统制度的思路，被知识界誉之为“拨反正”。

派之二，是以“私产制”救世，这同样是欧洲文化几千年修炼的终成正果。游牧群落于竞斗，重视个人，优胜劣汰乃至弱几乎顺理成章。在世俗领域里，不仅土地和财富可以私有，连人也可以私有——这就是隶制的逻辑（直到国工业化初期还广获认可），也是蓄领地、封建采邑、资本公司等一系列欧式制度后面的文化背景。这文化以“私”为基，既没有印度与俄国的村社制之小“公”，也没有中国郡县制国家和康有为《大同书》之大“公”。可以想象，这文化一旦与工业化相结合，自然会生亚当·斯密和哈耶克一类学人，形成成熟的资本主义理论。与此相异的是，中国人有“均富”的传统，“通财货”的传统，“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最善于削藩、抑富、反兼并——开明皇帝和造反农民都会这事。董仲舒说：“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圣者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使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董仲舒在这里调“众人之”，差不多是个半社会主义者，但求一个社会的均衡的安定：贫富有别但不得超限度，私财可积但不可为祸弱小。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中和”神重于“零和”规则，私中寓公，以公限私，其制度也往往有一些特，比如乡村的田土公私共权，表土为私有，底土为公有，国家永远持有“均田”的调剂权利，实际上是一有限的土地私有制，较为接近当今的土地责任承包制。需要指的是，这制度可能不是实现生产集约化和规模经济的最佳安排，但它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能开别：第一，使暂时无法得到社保福利的农民有了基本生存保障；第二，城的农民工有了回旋余地，一旦遭遇经济萧条，撤回乡村便是，与欧洲当年失地城的无产阶级有了大区别，不至于导致太大的社会动。在九十年代的亚洲金风暴期间，很多中国的企业订单大减，但正是这土地制度为中国减震减压，大大增了农民工的抗风险能力，非某些学者英所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