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披兽盔甲面黑的武士,说着异族人谁也听不懂的话,对于世界来说是一群不知来历莫知底细的征服者。但武可立国,治国则不可无文。一个厚武而薄文的帝国,积庞大得耳难以相随,首尾难以相应,恐怕一时有些手足无措。成吉思汗的战略是首先联合“所有住在毡篷里的人”,从而将分突厥人纳自己的营垒,但知识与人才还是远远不够。于是阿拉伯人被用来理贸易和税收,中国人被用来作火炮和医药,擅际的欧洲人则被遣去理一些外事务——其中意大利人可·波罗就给忽必烈大汗当了多年使臣,还在扬州当上地方官。蒙古大汗们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危险,对奇酒香以外的一切甚至无所用心。元朝一刻在寺院石碑上的圣旨这样写着:“生天帝力里,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达识蛮每:不拣什么差发休当者,告天祝寿者么有来……”这一段汉文读来如同天书。其实“和尚”是指佛教徒,“也里可温”是指基督教徒,“先生”是指教徒,“达识蛮”是指伊斯兰教徒。“每”相当于“们”。全句的意思是:圣上对各宗教一视同仁,不论你们念的是什么经,只要是告天祝寿的就统统念起来吧。
依稀尚存的帝国也大上一分为三:旭烈兀的伊尔汗国尊奉伊斯兰教,定都北京的忽必烈在中国接受了佛教(喇嘛教)和儒家思想,别尔克的俄罗斯金帐汗国则分引了东正教。各大汗国之间争权战,腥风血雨,最终耗竭了帝国的生命,一只军事恐龙在文化四面合围之终于倒毙。
可以储,又可以充气后用来过河,再加上炼铁技术提供的一蹄掌、弓弩、钩矛和钉锤,这一类简易陋的用就足以助他们永远地向前,“像成群的蝗虫扑向地面”,“不屈不挠,战无不胜”,“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鬼”(见修·帕里斯的《英国史》,1852)。他们是一支歌手组成的军队,因此习惯于激的发而不是思想的,因此不在乎法律,不关心学问和教化,不拘泥于任何作战规程,包括不需要什么后勤辎重。相反,他们的后勤永远在前方,在敌人的防线那边,是等待他们去劫掠的一切粮草、牲畜、财宝以及俘虏,是全世界这个取之不尽的大库房。
像一闪电,帝国兴也匆匆亡也匆匆,结束得太快,连当事人也来不及想清楚这是怎么回事。除了后世少数学人,对于大多数牧人来说,这一段历史如真如幻,似有似无,扑朔迷离,支离破碎,只是草原调中增加了一则血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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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多元共存态度,作为一官方文化政策足可垂范后世;但野杂的行文,愣愣脑的吻,如同街巷尾的大白话,驱逐时的吆喝,透一醺醺的酒气,完全暴了帝国在文化上的放,哪有堂堂朝廷圣旨的统和气象?事实上,帝国在文化上一开始就无法设防而且比比破绽,以弓矛开拓的疆土,最终难逃来自异族文化的肢解和吞。公元十三世纪后期,经过了一百多年多少有些短暂的盛,一个不擅文字的民族,一个缺少思想家和学术典籍的民族,从而也就缺乏成熟国家制度和成熟文化控制的民族,迅速被占领区的其他族群同化,在习俗、语言以及人上皆有消泯之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