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是新时期文学中的王牌概念之一。我十分赞同作家珍视自我、认识自我、表达自我，反对人云亦云众口一词的同质化，还有那种全知全能指手画脚的教化癖。
但前人说过：好而知其恶。我也明白，“自我”一词本身未免过于笼统、简单以及含混，一旦离开了对话者之间的语义默契，就可能成为一剂迷药。事实上，九十年代以来，“自我”确实在一些人那里诱发自恋和自闭，作家似乎天天照着镜子千姿百态，而镜子里的自我一个个不是越来越丰富，相反却是越来越趋同划一，比如闹出一些酒吧加卧床再加一点悲愁的标准化配方，见诸很多流行小说。“自我”甚至成为某些精英漠视他人、蔑视公众的假爵位，其臆必固我的偏见，放辟邪侈的浪行，往往在这一说法之下取得合法性。在一个实利化和商业化的社会环境里，在一个权贵自我扩张资源和能量都大大多于平民的所谓自由时代，这一说法的经验背景和现实效果，当然也不难想象。好比羊同羊讲“自我”可能没有什么坏处。但把羊和狼放在一起任其“自我”，羊有什么可乐的？
一个人并没有天生的自我。婴儿的自我与成人的自我就不可同日而语，而前者除了吃奶欲和排泄欲，有什么可供认识和表达吗？从婴儿到成人的过程，岂能在一面镜子前封闭式地完成？稍有生物学常识的人知道，一个生物个体的特异，不是这个个体遗世独立的结果，恰恰是诸多个体组成了系统并且在系统中持久交流与冲突的结果。倒是不能构成共生性系统的众多个体，只能像沙子一样匀质化，即千篇一律的雷同。这就是说，自我只能产生于社会环境与文化过程，公共群体几乎是自我之母。
在这一方面，有些照镜专家好谈佛老。其实佛学一直力破“我执”。大乘佛教倡导“自度度人”，也是担当社会责任的。佛教重“因缘”，内因外缘就是对一种环境系统的描述。唯识宗将“依他起性”列为要旨第一条，强调任何“种子”在转化为“现行”的过程中，有赖于他者的作用，纯粹的自我从来不可能生成（见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唯识思想论集》）。有些照镜专家还好谈海德格尔，其实也是爱错了对象。海德格尔不太懂得整体主义，但还不至于在他的林中小路上自摸成癖。《存在与时间》中最有洞见的部分，恰恰是他发现了“自我”差不多是一个行骗的假面。他是这样说的：“此在总是说：我就是我自己；但也许偏偏它不是自己的时候它说得最为起劲。”连“冷漠相处”也是一种“共在”，“这与互不关联的东西摆在一起有本质的区别。”他不承认“无世界的单元主体”，倒是强调“此在世界就是共同世界，在世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见陈嘉映编著《存在与时间读本》）他差不多用了整整半本书，来说明自我与外部世界是怎样一开始就相互纠缠和相互渗透，不容人们一厢情愿地机械两分。
引用这些说辞很可能让人扫兴。这无非是有感于时下一些人理论上的混乱，若不稍加澄清，很可能以讹传讹混淆视听。作家当然大多是个体户，作家当然有别于记者、法官、社会学者、慈善家、政治领袖等等。这要求作家经常内省式地回到个人体验，回到自我的感觉、经历、记忆以及想象，也是回到理解他人和理解社会的最可靠入口。我只是怀疑有些人错把慈母当仇敌，以为只有脱离社会才能找到自我；也怀疑有些朋友错把险途当捷径，不知道“表现自我”其实意味着极为苛刻的标准和极为危险的任务，恐怕不宜成为群众运动，更不宜成为青少年的流行娱乐。自我是有不同质量的。当自知阅历贫乏的时候、感受肤浅的时候、人格卑微的时候，我情愿躲在技巧的后面，做些没出息的工匠活计，而不敢赤裸裸跳出来以一个丑陋“自我”使他人受惊狂逃恶心翻胃。就像一个功底深厚的歌唱家，唱得越轻松就越有状态；如果一个初入歌坛的音盲来提前玩一把轻松和秀一把轻松，岂不会一塌糊涂？
孔子主张因类施教，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借用这一格式，我们似乎也可以说：成熟入世者以上，可言自我也；成熟入世者以下，不可言自我也。成熟入世者以上，可多言自我也；成熟入世者以下，宜少言自我也。事情至少得因人而异。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少年尚处经验和学识的欠缺阶段，以学习为要务，似应特别注意防火、防盗、防“自我”，不必去参加仿卢梭或者仿卡夫卡的高风险冒进。一不小心成了先疯（锋）派和前伪（卫）派的怪胎，靠扮鬼脸发尖声来混生活，恐怕就是不折不扣地自毁其我了。
2002年6月
*最初发表于2002年《上海文学》杂志，后收入随笔集《完美的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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