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们的经验，常有差别。各人各说，其实并不奇怪。因为文学天地极其丰富广阔，作者有思想、气质、素养、兴趣等方面的差别，作品有体裁、题材、风格、手法等方面的差别。不同的作者进行不同的实践，当然会有侧重点不同的体会。而我们面对前人的经验，当然不应把它们视为一成不变的规律，机械搬用，句句照办。应讲究灵活变通，讲究革新发展，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有感于此，我才有了《文学创作中的“二律背反”》一文。文章是编辑部约写的。他们的原意是要我谈谈自己的创作。我的作品又差又少，不好谈，于是冒昧地谈及其他。文章中有不少创作谈式的语言：“较高的”，“较多的”，“读者的口味”等等。这些概念未经精确定义，在缺乏语义默契的朋友之间，容易导致误会。
比方，我说到理论素养对于创作的重要性之后，又指出另一种现象：“作者的理论框框多了，倒常常造成思想束缚，造成概念化和图解——这是多年来很多作者的教训。”钱念孙在《上海文学》今年第二期发表的文章中引述上文时，把后一句漏掉了，然后努力证明理论修养与概念化图解没有必然联系。这没有错。但谁说过有这种“必然联系”呢？“常常”不是“必定”，“很多作者”不是“所有作者”。
又比方，我谈到作者可多读理论之后，又指出不必苛求一切“文学家都成为理论家”，都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这并非不要基本而必要的理论基础。针对此，钱念孙努力证明创作不能离开“一定的思想理论指导”，这也大致不错。但是谁说过作者可以根本脱离一定的思想理论呢？我也没有。
我借用“二律背反”这个词，用背反的形式把问题提出来，尖锐鲜明地揭示其中的矛盾，以方便讨论。这与康德所说的“二律背反”不大相干。我还说过：笼统说二律“两可”，这种说法“太灵活，太玄奥”，“无益于青年”。又说，背反就是矛盾，而矛盾的经验可以“统一起来”，“像人的两条腿，把人导出玄学迷宫”。不难看出，我不赞成把矛盾双方绝对地割裂并孤立起来，而承认矛盾也不等于把对立绝对化。很多人都曾经用背反的形式来提出问题。恩格斯说，人的思维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正题），同时又是有限的（反题）；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真老虎（正题），又是纸老虎（反题）。这些特定意义下的说法，正体现了辩证的睿智。钱念孙对这种表述手法也许不太习惯，他说：“承认正题，必然就要否定反题；而承认反题，则必然要否定正题。这个道理，就和我们不能同时说一张纸是白的，又说它不是白的一样。”其实，辩证法正是认为白中有不白，不白中有白。这种讨论中辩证认识的抽象表述，和实际生活中常规判断，是两回事。钱念孙的原则只是小学生的真理。
钱念孙态度基本上认真，谈风格多样性与一致性的统一，有几段较为充实入理。他重视矛盾的统一性，引述了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指出两种规定“各自的片面性”，指出矛盾双方并非截然对立，互不相容，这也很好。我愿顺着他的思路再作点补充：尽管人们可以把矛盾双方抽象出来考察，但在具体事物那里，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渗透，互相依存，即所谓“孤阳不生，孤阴不成”（王夫之语）。如作品风格的多样性和一致性，两者关系确是如此。不过，事物两重性，在具体表现中可能显示出主次，有侧重。有些作家的多样性是呈“显性”，一致性呈“隐性”，表现为风格多变的作家；而有些作家以一致性为“显性”，多样性为“隐性”，表现为风格稳定的作家——但隐性并不是绝对地隐而不显，更不是不存在。人们的认识通常只捕其大概，当然会得出些有片面性的正题或反题。还须指出的是：在一定条件下，显性与隐性可能互相转换，就像人的两条腿，有时左腿在前，有时右腿在前。两条腿缺一不可，由此才有创作的长征。
以上，也许能解除一些误会，消除一些语义阻隔。当然，钱念孙与我的争论并不全是误会的产物，在有些问题上我们是确实有分歧的。
我曾谈到，绝对真理只包含在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之中，而相对真理总有局限性，不能离开一定的范围和层次，一定的条件和前提。钱念孙对此未加评说。但是，他觉得正反题都有“片面性”，当我提到它们都具有一定真理性时，他就感到“出人意料”。按照他的逻辑，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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