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开始了追求神自由的造反,宣示盛世危言。
他们的宣示在中国激起了回声,但是这宣示已经大多被人们用政治农业文明的生存经验——而不是用金钱工业文明的生存经验——来悄悄地给予译解。同样是批判,他们不言自明的对象是资本社会之伪善,而他们的中国同志们不言自明的对象很可能是“忠字舞”。他们对金钱的失望,到了中国,通常用来表示对没有金钱的失望。一些中国学夹着一两本哲学积极争当“现代派”,从某意义上来说,差不多就是穷人想有富人的忧愁,要发富人脾气,差不多就是把富人的减药,当成了穷人的救命粮。
个人从政治压迫解放来,最容易投金钱的怀抱。中国的萨特发烧友们玩过哲学和诗歌以后,最容易成为狠宰客的生意人,成为卡拉ktv的常客和豪华别墅的新住。他们向往资产阶级的急迫劲,让他们的西方同略略有些诧异。而个人从金钱的压迫解放来,最容易奔赴政治的幻境,于是海德格尔赞赏纳粹,萨特参加共产党,陀思妥耶夫斯基支持王权,让他们的一些中国同们觉得特傻帽。这样看来,西方人也可能把穷人的救命粮,当成富人的减药。
当然,穷人的批判并不比富人的批判低档次,不一定要学会了发富人的脾气,才算正统,才可价,才不叫伪什么派。在生存这个永恒的命题面前,穷人当然可以与富人对话谈心,可以与富人上朋友,甚至可以当上富人的老师。只是要注意,谈话的时候,首先要听懂对方说的是什么,也必须知,自己是很难完全变成对方的。
六
请设想一这况,设想一个人只面对自己,独幽室,或独荒原,或独无比寂冷的月球。他需要意义和法则吗?他可以想吃就吃,想拉就拉,崇和都没有对象,连语言也是多余,思索历史更是荒唐。他随心所无限自由,一切皆被允许,怎样——包括自杀——也没有什么严重后果。这绝对个人的状态,无疑是反语言反历史反文化反知识反权威反严肃反德反理的状态,一句话,不累人的状态。描述这状态的成词语,我们在后现代哲学那里似曾相识耳熟能详。
但只要有第二个人现,比如鲁宾逊边现了星期五,事就不一样了。累人的文明几乎就随着第二个人的现而产生。鲁宾逊必须与星期五说话,这就需要约定词义和逻辑。鲁宾逊不能随便给星期五一耳光,这就需要约定德和法律。鲁宾逊如若要让星期五接受自己的指导,比如服从分工和讲卫生,这就需要建立权威的组织……于是,即便在这个最小最小的社会里,只要他们还想现实地生存去,就不可能到“怎样都行”了。
暂时设定这秩序的,不是上帝,是生存的需要,是。在一切上帝都消灭之后,最终呈现上帝的面目,如期地没收了自己的狂,成了自己的敌人。当罗兰·特用“”取代“自我”时,国著名理论家卡勒尔先生已到这一先兆,他认为这永远产生着一神话化的可能,自然的神话行将复辟(见《罗兰·特》)。可以看,后现代哲学是属于幽室、荒原、月球的哲学,是独者的哲学,不是社会哲学;是幻想者的哲学,不是行动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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