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大众”，很容易把它抽象化。其实，再大之众也没有自我神化和逃避解析的特权。小农经济的大众，与游牧经济的大众，显然有些不同。西方基督教文明圈内的大众，与伊斯兰地区的原教旨主义大众，也不是一回事。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与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相联系，所谓大众可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品质以及性能。单是着眼于人口统计中的数据大小，并不能给大众赋予多少意义。即便这种统计真实可信，对于相关讨论来说也远远不够。
在工业消费社会形成以前，与大众相区别甚至相对立的小众，是指贵族。人们做出这种区分，使用的是经济尺度，是阶级分析方法。这与后来人们转用文化尺度，把人群划分为“大众”与“精英”两个类别，大为异趣。精英与贵族当然不能互等。但是在很长一个历史阶段里，多数文化精英出身于贵族阶层，使这两个概念又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致被后人经常混用。在文化的民主体制实现以前，贵族不仅控制着社会的主要财富，也主宰了学术、教育、宗教、戏剧以及绘画，成为文化积累和传承的主要承担者——包括用科举考场或者贵族沙龙，吸纳贵族圈以外的各种人才和成果，将其纳入主流体制。文化的腐灭也好，新生也好，多是有钱人的事。
当然，贵族一旦精英起来，常常把批判锋芒指向贵族以及贵族制度本身，显示出贵族的自我解体和自我否定方向。尤其在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后，他们的批判性、平民意识以及人道主义理想，确立了“精英”的应有之义，成为精英们的文化标志。看一看托尔斯泰的传记、勃勒东的博物馆，还有泰戈尔的故居，便可以使往日精英们的形象渐渐清晰。那是一种根植于锦衣玉食、深宅大院里的道德自省的精神反叛，是贵族逆子们的浴火新生。对于这一些不安的灵魂来说，大众是他们自救的导向和目标，并且在他们的深切的同情和热切的向往中，闪耀出神圣的光芒。“劳工神圣”、“大众化”、“到民间去”等等观念，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成为知识界潮流，并且长远地影响了后来的历史。他们或是把自己的土地分给穷人（托尔斯泰等），或者试着描写车夫、奶妈、佃农一类颇为生疏的形象（鲁迅等）。当革命的大潮汹涌而来，更多的知识精英直接投入到大众行列，亲身参加土地改革、战争、建设等历史实践，在那里胼手胝足摸爬滚打，“改造世界观”，力图洗掉自己身上“原罪”般的贵族烙印，诀别自己以前既不会做工也不会种田的腐败生活方式。以至到了后来的“文革”，无论有多少极端政策让知识分子暗暗生疑，但单是“与工农大众相结合”这一条口号，就具有道德上的绝对优势，足以摧垮知识分子的全部心理抵抗，使他们乖乖就范。在这里，运动当局对他们轻而易举的征服，不仅仅依靠权力，更重要的是利用了不公正历史的自我惩罚，利用了精英们的富贵门第以及由此而来的心理特征：对大众深怀愧疚并且或多或少的无知。
对于精英们而言，大众几乎一直是贫困的同义语，是悲惨命运的同义语。光是这一条，就足以使大众获得神圣地位，并且成为精英们愧疚的理由。但是，如果把这种历史情结带入现代的工业消费社会，事情就有些可疑和可笑了。这个社会正在对财富和利益的分配格局给予重构，如果发展正常和顺利的话，如果国民福利制度成熟的话，穷人将变成小众。在很多国家和地区，“两头小、中间大”成为分配常态，定义为中产阶层的群体已经由原来的百分之五扩展到百分之七十甚至更多，一个优裕的、富庶的、有足够消费能力的大众正在浮现，“白领贵族”、“电脑贵族”、“广告贵族”、“股票贵族”等等，正在成为他们各自的别号。与这个大众或者行将大众起来的群体相比，与他们的火旺日子相比，倒是文学和哲学有了寒酸味，一切人文学科的兴趣，常常只能在一些清贫者那里存活。除了少数幸运者出人头地（比如获奖或写出了畅销书），一般来说，对现实批判和价值理性创造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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