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喝水与历史(2/2)

2003年6月

人的寿命很，人数量很多，在一定条件就不会好事变坏事？比方说，中国没有欧洲十五世纪前一次次行病疫造成的人大减，但也可能因此而丧失了欧洲十六世纪以后科学技术发明的大动力——从某意义上说，发明浪不过是对人力稀缺的补偿和替代。又比方说，中国古人避免了放血、、禁一类瞎折腾，但人劲繁又构成大人压力，构成了大的粮危机，从而使重农主义势在必行。再往走一步，从重农主义发，安土重迁、农尊商贱、守旧拒新、家族制度等等都变得顺理成章。一旦粮现缺，人命如草、官贪匪悍、禁主义、战祸连绵等等也就难以避免……这样想来，足以让人心烦意和不寒而栗。十七世纪末，一些传教士从空的欧洲来到中国，觉得中国人吃太少，委实可怜。他们不知，如果不是行病疫使欧洲人减至六千万以，欧洲哪有那么多荒地来牧放？另一位名叫卡勒里的神父，惊讶地发现中国人比贱，官员们不坐车而坐人轿，“轿夫的一路小跑竟如鞑靼小”。他不知，当这个国家的人从清代初期的一亿再次爆炸到三亿多（有一说是四亿多），远远超了农业生产力的承受极限，饿殍遍地，民不聊生，人命是没法珍贵得起来的，人主义也就难免空而遥远。一旦陷这困境，不有多少好官，不有多少好主义，社会离灾荒和战这一类人剪除大手术不会太远，脚夫们大汗淋漓又算得了什么？

在人满为患的刚条件之，光是吃饭这一条，就不可能不使各社会矛盾尖锐化和灾难化。如果没有控制人之策（如计划生育、独主义等等），如果也没有增加品之策（如江河治理、增产化、发明杂稻等等），诸多制度层面的维新或革命，诸多思想层面的启蒙或复古，终究只有治标之效，只是隔靴搔和事倍功半，甚至左右俱失和宽严皆误，一如十九世纪以前的西方医学：纯属“无聊的胡闹”。

几乎是于同样原因，在漫的历史上，学历再低的乡村农民，也大多懂得一些草药土方或推拿技巧，好像中国的成年农民都是半个郎中，碰到小病一般不用他求——这几乎百草皆药和全民皆医的现象，为农耕社会里民间知识的厚遗存，虽对付不了某些大病难疾，也有其自局限，但作为一成本极为低廉的医药普及，曾帮助中国人渡过一个个难关。即使在改革开放的转型阵痛期，承受着医药价格涨的中国人，尤其是缺乏公共保健福利的广大农民，如果没有残存的医药自救传统，包括没有喝开的好习惯，病亡率的大大攀升恐难避免。可惜的是，这受古人之赐的隐形实惠，倒是被很多现代人盲视。有些享有保健福利的上层英，不过是读了几本洋书（肯定不包括《母与蜗》等）就大贬中医中药，更让人吃惊不小。

不过，福祸相因，利弊相成，喝开未必就没有恶果？

*最初发表于2003年《读书文摘》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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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危机的社会，思想家们能诊断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祸因，但是否漏诊了人满为患这一条更为远之因？是否漏诊了导致人满为患的各条件——包括喝开这一伟大而光荣的创造？

端起杯的时候，想起这些纷纭往事，一白开也就变得百味集了，为历史上的成功者，也为历史上的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