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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

冒用身份的吴培根在睡梦中被带回了刑警支队。他生于1975年，虽说只有四十多岁，但看上去比药房老板翟国庆还苍老许多。据说这些年，他全靠在建筑工地出苦力谋生。因为酗酒的恶习，他有钱就买酒，无钱才出工，过着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日子。当民警冲进他的住所，把他抓获时，他还在醉生梦死，稍微清醒后才恍然若失起来，明显知道警察找他是为了什么事。

这桩案子的线索明面上是由反扒大队挖出，实际却是914专案组掌握的。跟刑警支队办理好交接手续之后，第一次审讯由专案组进行。这些年展峰可谓阅人无数，对吴培根这种作案手法并不高明的嫌疑人，根本不用大费周章，只需要开门见山就可攻破他的心理防线。

在出示了相关物证后，吴培根基本默认了这事。

展峰看着低头不语的吴培根道：“跑了这么多年，你也算是够本了，那就说说吧。”

吴培根挺了挺佝偻的身子，冷笑道：“没想到啊没想到，这帮贼这么没出息，折腾了十多年，到头来居然选择了报警。”

“果然是你，”展峰道，“你当年仓皇逃回老家，是不是因为贼帮的人发现了你？”

“我怀疑是，但也不敢确定。”

“为什么是怀疑？”

“因为那人见着面生。”

“你对贼帮的了解有多少？”

吴培根呵呵一笑：“自从陶奶的救命钱被偷后，我这辈子就跟贼杠上了，这些年他们折了这么多人在我手里，你说呢？”

“好好回答，你说的救命钱的事情，到底发生在哪一年？”

吴培根想都没想便答：“1993年3月。”

说完他就面露恨色，显然对他来说，这件事的发生，在他的人生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

展峰让他缓了口气，这才问：“仔细说说具体情况。”

回忆起当年，吴培根仍有些无法压抑哀伤：“你们去找过村长，从他那里应该了解到了我的身世。我从小就是没人要的野孩子，要不是陶奶收养我，说不定我根本就活不到现在。

“陶奶为人和善，从不跟人争执，可是这年头好人没好报啊。陶奶五十多岁时，就隐约感觉身体不舒服，可那时我还小，带着我这个拖油瓶，她只能吃点廉价的药片死撑。每回陶奶捂着肚子疼得死去活来时，我都会请乡里的赤脚医生，可医生问起她的病情时，她老是敷衍了事。最后一次给陶奶医治时，医生丢下一句话，我到现在也忘不了。医生说，有病不瞒医，瞒医害自己。医生早就看出了陶奶病情在加重，可她自己又何尝不知。她要是在医院住下，我这张嘴要去哪儿吃饭？

“1993年2月底，我刚满18岁，当天我正在喂猪，陶奶的老毛病又犯了，我见她这回有些不对劲，就坚持带她去县医院。她怕花钱执意不去，可那时我长大了，她拗不过我，就只好去了。那天，冰天雪地，河面结了厚冰，没有渡船，我推着架子车从河上硬是蹚了过去。经华强县医院诊断，陶奶患的是慢性胰腺炎，不过因为久拖不治病情加重，必须抓紧凑钱做手术，没有钱就只能保守治疗，那就是等死。

“我从小和陶奶相依为命，粮食只够糊口，在我16岁时，我们祖孙俩才咬着牙，用多年的存款买了两头猪崽。陶奶还盼着猪生猪、崽生崽，等我到了娶妻的年纪把它们给卖了，给我成个家。陶奶在病床上疼得快说不出话，我临走前还拉着我的手叮嘱我说，她救不过来就不救了，让我一定不要把猪崽卖了。

“陶奶对我有养育之恩，做人要知恩图报，我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受罪，我嘴上答应了她，回村里，就把猪全卖给了邻村的屠夫。因为等钱救命，几头猪才卖了1500元，刚够手术费。

“得了钱后，我就急忙往医院跑，可紧赶慢赶还是晚上才到。我是直奔收费窗口，收费处的人告诉我，需要医生开单据才可以收费。于是我又掉头去找医生。跑到医务室，医生又告诉我值班主任正在上手术，让我等一等。就这样，我从上到下把医院跑了个遍，后来实在跑不动了，我干脆就坐在手术室门前硬等。

“这时，一位十六七岁的女孩，走到我跟前问这问那，我本就是个热心肠，没怎么多考虑，就帮她一一解答。可能是我说话太投入，等我回过神来，一位跟她年纪相仿的男孩，从我身边走了过去。这男孩刚走不久，跟我搭话的女孩也借故离开了。

“起先我并没想那么多，就盼着医生从手术室里赶快出来，可后来一琢磨有些不对劲。手术室在三楼，一楼大厅就有坐班医生，这个女孩为什么要在手术室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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